照护是弱者道德吗？——当照护作为一种行动方法论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小熊软糖生产车间 Author 可仔
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人类学逐渐从对社会苦难的揭示转向思考在平常和困难时期如何维持生命所必要的社会关系，照护者的角色和关于关怀/照护（care）的议题也随之浮现。尽管医学人类学关于care的讨论情境更多限定在医院、护理机构中，但care一词的言说和实践却仍存在更多衍生的可能。倘若把对care的思考压实到日常，可以看见，从它延伸出的逻辑和实践与结构性暴力捆绑的仇恨政治之间有着充分的对话空间。同时也不能忽视当前女性在照护工作中的处境：她们为全球经济付出了巨量的劳作，而这些劳动至今仍严重缺乏真正的认可和合理的衡量标准。可仔认为，只有在理解与实践中加入女性主义的视角，care才会真正成为凯博文意义上日常道德实践中重要的准则，乃至人性中重要的价值构成。
在中文世界里，care依其具体含义可能被译为照护、照料、关心、保护、保健、服务等，不同理论传统也发展出了各自的翻译惯例，如在医学人类学强调实践面向时，care通常被翻译为照护，在政治经济学关注“劳动”面向时，一般将care翻译成照顾，而伦理学领域通常将care ethics/ethics of care翻译成“关怀伦理学”。基于care一词的多元含义和使用语境的差异，文中在care作为名词时保留了英文表达，并依据语境来选择更符合中文理解的词汇对作为动词的care进行翻译。
借鉴女性主义学者的争论，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安玛莉·摩尔及其他人类学家开始关注care在具体实践中的伦理。凯博文通过对生病妻子的照护，阐述了照护如何成为一种重整地方断裂的道德秩序、深刻回归人性的实践。而安玛莉·摩尔则试图通过照护实践，审视不同语境下人们关于“善”的观念。
然而，对关怀伦理最多的批评是认为，相互关怀是一种奴隶和弱者道德，因其忽略了更大的政治经济框架，在一种次要的现实中让照护者和受照护者安于现状，无法衍生出革命性的思考和创造。本文试图反驳这样的观点，并尝试论证照护作为一种道德实践和与“选择”相对的、崭新的逻辑，在某种程度上深刻契合着朝向解放的行动和实践的方法论。与此同时，本文也将在具体的情境中引入关于care研究的政治经济批判视角。
在《照护》一书中，凯博文关于care的阐释得到了延伸。通过对患阿兹海默症的妻子的陪伴和照料，他体验到了相比医患之间更为切近的照护关系，而这样的关系带给了他深刻的道德和情感体验。同时，他也注意到照护的重要意涵：“照护是对一种危机和不确定性的切实回应。它是爱、恢复和服务的实践意识，当地方性道德世界发生断裂时，帮它恢复秩序。”（Kleinman 2014: 119-137)
需要强调的是，凯博文语境中的“道德”是一种真实道德，这种道德完全异于传统教条式的道德，而是被设定在日常的真实生活情境之中。它聚焦于讨论当政治之恶使得一种“异常”成为日常，亦或当旧世界更替后从前的政治创伤仍然附着在个体灵魂深处时，我们应当如何生活才能避免让自己沦落为旧日世界暴力的传声筒？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具体处境下有关道德的实践，都可能成为每个人面对社会多重力量冲击下做出的独有的、在个体意义上巨大的抗争。尽管它的表征可能只是一次对不义行为的拒绝，一个长达一生的躯体化症状，抑或深夜从流水线工厂宿舍爆发出来的女工的尖叫声。当这种抗争的象征意义被揭示之后，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通过一种创造性的照护去联结彼此，在漫长的交互中直视和回应那些黑暗、污秽的部分。
对照护的政治经济批判
凯博文提出的家庭照护实践，似乎忽视了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女性往往比男性承担了更多的照护任务，以及照护者工作面对的脏污、在体制中的异化。首先，在家庭内部的照护中，女性的照护劳动是隐形的、无偿的劳动。在“以爱为名的劳动”的意识形态粉饰下，女性被要求克制自我，将劳动无私地奉献给家庭。这样的劳动在法律和经济上都没有任何回报，它被置于一种“无权利的境地中”。这就是一种无条件的"无偿劳动"（unpaid work)。
在家庭之外的社会中，专业照护者的角色也往往由底层负担。在美国，大多数护工都是女性，而在官僚化的专业照护机构中，她们面临着时间的异化：照护工作中伴随的情感劳动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专业机构却不断要求照护工作的效率。举个例子，如果专业照护者对单个服务对象投入了包含大量时间和情感的照护工作，其余的服务对象在规定时间内可能就无法得到晚饭的食物，或者定时的护理，时间秩序就会陷入混乱（Abel 1990）。而类似洗浴、如厕这样常人看起来污秽、被遮蔽的工作，也给女性照护者带来污秽的具身体验（Twigg 2000）。这样洁净/污秽的秩序与男性/女性的社会地位相勾连，再生产了性别不平等的社会阶序。因此，在凯博文对照护作为“一种道德实践”的基础之上，仍不能缺少对实际照护情境的政治经济分析：照护工作如何再生产了差异和权力关系，我们又应当如何去探究不同语境下的具体照护实践的缺陷。
书中提出的“照护的逻辑”一词有别于“选择的逻辑”。在选择的逻辑里，病人，亦或广义上遭受社会苦难的人和正常的公民一样享有选择的权利：更详细的资讯，更透明的知情同意，更和谐的医患或主客位关系。这样“选择的逻辑”的好处是，人们多数情况下不至于在系统中完全沦为被动的、受改造的对象。
而事实远比此更加艰难。这样“选择的逻辑”往往只触及了病人对自身权利要求的表层。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怪不了别人。”这样的表述。而实际上，真实的状况瞬息万变，生命的走向也是不可预期的，选择的逻辑暗含的反面是，当出现问题过后，病人就需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全部责任。
由此，摩尔提出了“照护的逻辑”。这种逻辑即以一种广义的病人、亦或残障者的视角去审视和构建自身的生活,与环境中的“非常态”共存。这种视角重新定义了什么是“正常”，要求社会应当同样重视在选择的逻辑之下面临着失败的人们，这样的人们在选择的逻辑主导的社会中似乎被排除在公民的范畴之外。因为在公民视角下，我们的身体象征的是摆脱了沉重肉身束缚的自由灵魂，无论是古希腊中男性借由妇女和奴隶在家中劳动得以在广场上谈论政治，还是当代布尔乔亚式的享乐，都更强调精神的强力而非肉体的脆弱。事实上，每个人的肉体仍然会病，会痛，而这些疾痛无一不是几乎长时间的隐形的社会暴力累积的结果。无论如何，我们得以审视自身的源头始终是我们的身体。这种公民视角下精神-肉体的二分也同样也是凯博文所反对的疾病身体观。
在照护的逻辑中，我们需要宽容选择带来的失败，且在既有的结果上持续进行积极的修补（tinkering)。这样的修补包含了和他人在相互沟通中达成协调，倾听和分享自己的故事，在公共参与中同时体会自己和他人存在的必要。在持续修补的经验中，我们得以体验到“生活的好坏不是重点，要点是如何过生活(动词)。”这一动词，意味着爱的真正产生，将大众对照护工作停留于共情的印象引至更深处。修补的动作也回应了阿兰·巴迪欧的箴言：重要的不是爱的产生或实现，而是爱的持续。因为在修补和爱的过程中，爱在生命中发明了另一种持续的方式。
修补这一在失败后的再协商，很大程度上也回应了凯博文所说的一种面临社会苦难产生的道德经验。在选择的逻辑中，事实的生成是在选择的结果出现那一刻被敲定的，而在实际情况下，事实是在我们持续的实践和回应中不断得到呈现的，没有一个固定的节点。如同麦克斯·格林（Max Greene）所言，“世界，不是我所想的，而是我生活过的世界”，世界所呈现的不是在我们出生之后便已经给定的固定整体，而是时刻在针对事实的回应中变化和涌动，时刻在和我们共同体验着一呼一吸。又如同在唐纳德·A舍恩在《反映的实践者》书中指出的：研究者需要不断和被研究者共同基于情境进行建构和对话，研究者和情境相互影响着，诞生的研究模式也是由情境塑造而成。这样的逻辑，也同样贴近于照护的逻辑。
具体到日常的对话实践上，照护意味着在情感和道德层面给予人希望，因为照护意味的不是只是单纯讲述选择失败的事实，把事实固定在一个被暴力和仇恨掩埋着的废墟下，从而诞生出一种强力去以暴制暴。实践照护的逻辑，是对现实有着深刻的体认基础上用创造力提出更多的想象和建议。比如在临床上，医生不应当仅仅成为一个在正常和异常边缘的通风报信者的角色，在失败之后，我们仍然可以用新的方式持续地介入。这种逻辑，某种程度上也契合了女性主义伦理学者最初提出的关怀伦理，也是上野千鹤子在提及照护工作时所蕴涵的道德警示：关怀伦理学不是让弱者成为强者，而是让弱者可以弱者的姿态生活在这世界上。
作者简介
可仔，运煤工与面包师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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